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铃 编辑 陈哲 

林建华是学者，也是教育家。

作为化学家，他研究兴趣广泛，涉及固体化学的多个领域；作为教育者，他曾任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

从老师、学者走到管理岗位，然后一直做校长，林建华坦言，这条路并没有被设计和权衡过，没有一定要实现什么或成为什么，而是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地走过来。

2022未来科学大奖周期间，林建华接受了经济观察报采访。

他说：“一个人一辈子可能也就做成一两件对社会有益的事，自己就得到满足了。有人的成就在学术上，有人在管理上，有人在其他方面，都是好事情。”

作为2022未来科学大奖周Program Committee联席主席、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首创主任，林建华关注的重心依然是教育，或者说，是教育中的人。

以下内容整理自经济观察报对林建华的访谈：

真理与良知

一定要树立明确的教育目标。教育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我们要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很多国家的教育都会受价值、道德甚至宗教的影响。在这样的要求下，如何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力和潜力，是各学校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做到这一点，国家和民族的振兴才真正有希望。

任何时代的教育，都处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之中，这个环境是客观存在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任何时候都没有绝对的自由，即使是学术自由，也要遵循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道德。学校也好，老师也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在任何环境下，我们都应把释放学生的内在创造潜力，作为教育最核心的目的。作为老师不能怨天尤人，而要引导学生、启发学生的心智和内在活力。当然，说起来容易，实践起来还需要老师们去努力。

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大学都要最大限度发挥、实现自己的功能，为社会培养更具创造性的一批人。无论是顶尖学校，还是职业学校，都要去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释放学生的潜力，这是提升国家竞争力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件事。

教育的落点是人

教育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前期教育打下的烙印很难去掉。比如，应试教育对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对人的创造性会有致命的伤害；又如，新冠疫情会对一代年轻人的心理留下深刻烙印，当然，到底有多大，还需要认真做一番研究。

所以，我们应该回过头来考虑，教育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每一阶段的教育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教育要树立起一个基本理念，教育是为了解放人的心智，是为了释放人的内在潜力。在教育的每一阶段，都不要简单地给学生灌输知识，而是要把着眼点放在释放学生创造力，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大学的国家属性或者叫公共属性在逐渐增强。一千年前，老师和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创立了大学。19世纪初，国家开始更多地介入，现在的介入更多了，这是全球普遍现象和趋势。知识越来越重要，社会对高等教育也越来越关注，国家对大学的投入和关注自然也会更多更强烈。

但是大学或者说教育的本质的、底层的、基本的逻辑是学术和学习，教育的目的是激发人的潜力，这只有在没有任何束缚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与大学国家属性有一定潜在的不协调。

如何协调两者，需要有一些制度上、政策上的考虑。

我们要记住，教育的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落点是人，只有把每一个人的教育做好了，国家的教育目标才能实现，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才能真正提升。如果我们仅强调教育的国家属性，而忽略教育的个人属性时，教育就成为了空中楼阁。中国有这么丰富的人力资源，这么多聪明人，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的创造性、潜力都释放出来，中国的力量可能是其他任何国家都很难比拟的了。

谈谈Co-op模式

Co-op（Cooperative Education,企业与校园的合作教育）是打开学校边界办教育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最早是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在1906年实施的。目前，北美有一百多所学校采用这种模式：五年和三学期制，每四个月为一学期，中间三年，学生在学校上课和企业工作交替进行，所以叫做Cooperative Education，属于产学融合的人才培养。

过去，我们对这种模式关注不够。这种模式有很多特点和好处，特别对这一代年轻人的教育，是很有针对性和意义的。

在2013年，重庆大学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合作，建立辛辛那提学院，实施了Co-op教育模式。最近几年，我去做过几次考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的教育，从小学、中学和大学，一直是应试模式，关注的是知识的传授，评价和考核也是以记住和掌握的知识为基础的。整个教育的过程中，学生不再接触社会，也不了解所学知识的应用和实际背景。大学的工科教育本应与实际紧密结合，但狭窄的专业设置，与实际问题脱节，使学生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和活力。但在重庆大学Co-op培养的学生身上，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学生都非常自信、兴奋，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谈起话来他们的眼睛都会放出激情的光芒。

Co-op模式中的企业实践，并非仅仅是业务能力，更像是一种通识教育。与美国博雅教育的情况不同，这是一种可以较大范围实施的模式，可能是当下大众化条件下，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方法。这种模式利用社会资源来进行教育，成本相对不高，学校并非承担不起。

我上大学和研究生时，接待过很多外地读研的同学，他们到北京查资料，那时，知识被垄断在一些机构里。今天，学校已不能垄断知识，这是教育发生的一个大变化。我们强调要打开边界，因为我们处在知识社会，知识已经开放了。所以，Co-op教育也好，打开边界也好，目的都是建立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

谈谈大学里一些现象

“上岸”与“躺平”热

出现这种现象不能怪罪年轻人，肯定是我们教育出的问题，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

我们有能力很好的、很聪明的学生，但是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他们所期望的、所应得的？我们的教育还缺什么？怎么去把环境、把教育做好？这些问题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

教育者也好，学生也好，千万不要把毕业的一块牌子作为追求的成果或目标。应该思考的是，无论是顶尖优秀、智力超群的人也好，普罗大众的一员也好，我们的大学是否尽到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学生是否得到了最好和最适合的成长和学习体验。

所谓“天坑”专业

“生化环材”学习起来的确相对较难，一些年轻人认为这些专业的就业指向也不那么清楚。这并不奇怪。

从科学和人类技术进步的角度讲，这些学科是很基础的，也是很重要的，需要年轻人投身这些领域。但可能一些领域还未形成相应的产业，或者产业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就难怪年轻人会有一些困惑和问题了。

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培养人，科研和成果当然很重要，但培养人更重要。十几年前，一个教授跟我讲，他希望能在五年内做出一个新药，我对他讲，我真正关心的是，五年后你们培养出来的人会不会做药。

我们这代人，求学时没有很大的就业压力，毕业生都会分配一个工作，无论是否满意，都要服从。因而，对于将来要干什么，我们是有心理准备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年轻人要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的教育就是要使学生对未来的不确定有更好的思想和能力准备，无论如何，存在一些焦虑和困惑是正常的。

上世纪90年代，我曾到德国图宾根大学访问。他们告诉我，德国大学的化学专业不大景气，他们当年只招收了7个本科生。德国的化学一直是世界领先的，但人们注意到很多好的工作岗位已被占满了。几年之后，我再次访问德国时，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化学系学生数量大幅增加。当时，出现了很多新的领域，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都需要化学专业的人才。所以不要过度担忧，人才市场也具有周期性，一定的波动起伏是正常的。

关于“非升即走”

社会上对“非升即走”的理解存在一定误区。“非升即走”是一种很不好的表述，并没有体现“预聘制”的核心和基本理念。

说起“非升即走”，社会上有些人认为是学校不负责任的做法，好像把年轻人招来，不是帮助他们成长，而是“做的好就留下来，做的不好就走人”。但这显然不是“预聘制”的初衷。“预聘制”的本质是帮助青年学者更好地发展和成长，把他们的创造潜力释放出来。学校通常要花很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帮助年轻人，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成长。这是一种不断提高教师队伍水准、保持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有效制度。

我担心对“非升即走”的负面印象和误解，会影响大学对“预聘制”的坚守。

北大只对核心的教学科研岗实行“预聘制”。“预聘制”和传统的教师人事制度不同，它为青年人创造了更宽广、更好发展的舞台。这给了中国高等教育、中国科学一个希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升教师队伍的水准。

重科研轻教学

这个问题源于这两种活动的本质属性是不同的。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活动的条件是所有利益者构成的网络。因而，教育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匿名性，我们很难评价教学活动，也很难知道“谁”或“什么”影响了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但学术研究的情况很不同。科研的对象是客观的，成果也是确定的、可验证的，也很快被同行接受，并为学者带来声誉和地位。这是与教学很不一样的。可以想见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学者和教师会更倾心于科研，而非教学。

怎么改变这种状况？学校清楚两者在本性上的差异，要通过一些政策、制度和文化去平衡这两种活动，使更多教师关注学生、关注教学改革。

教育是件蛮复杂的事

教育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人类活动，教育不是科学，并没有严格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这集中体现在教育的不确定性上。例如，艰苦的办学条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历史上的西南联大的条件是很艰苦的；1977年恢复高考时，大学的条件并不好，学术研究水准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也很大；但却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果艰苦的环境能激励学生的自立自强，使他们更主动地学习和探究，坏事就变成好事。教育的不确定性也是教育的魅力所在，通过教育者的努力，有可能使学生在艰苦条件环境下得到磨练，更好更快地成长和发展。

教育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因而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懂教育，但实际并非这样简单。我是在退休之后，读一些书，开始系统思考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才对教育有了一些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过去日常工作比较繁忙，但所累积的经验对后来理解大学和教育是很重要的。一般地说，政府和公众对教育的理解常常会就事论事和简单化，也往往会采用一些急功近利的办法解决面临的问题。

例如，几年前，社会对EMBA高昂的学费很有意见，认为是对有钱人倾斜，不公平。为平息舆论，政府要求通过统一考试录取，这实际上把很多企业家都排除在EMBA之外了。实际上，EMBA教育就是一种提高企业家视野和水平的教育，高收费、公务员参与等的确是问题，也需要解决，但不应当采用这种简单和一刀切的方式。这种简单方式解决了原来的问题，也使这种教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教育领域，人们很容易简单化和进入误区。发现问题就砍上一刀，或采取的措施表面上解决了问题，却产生出一些更大、更严重的新问题。教育是复杂、多元和多方关注的事业，对存在的问题需要综合考虑，逐步改进，不能简单、粗暴、一刀切。

我们的高等教育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去调整和改进的。比如，大学应该集中少数中心城市，还是要各个地区有一个较为合理布局；又比如，高等教育的资源应当如何配置，学位授予权、学位点分布应由谁来管控；还有大学应该如何去办，怎样才能充分调动大学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大学的自主权应该在什么范围等等。

这些问题涉及很多方面，也涉及不同层次。涉及高等教育整体布局的体系建设，主要是由政府决定和主导的。但政府并不能自己决定，还要考虑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公众的要求。所以影响和决定高等教育的不是一种力量，而是很多因素，政府、学生、老师、学校、家长、社会等各个利益群体都会关注和影响到教育。

为什么要打开教育的边界？实际上，影响教育的边界已经打开了。高等教育和大学的神秘感已经失去了，更多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也自认为懂教育。不过，高等教育要比人们的想象要复杂的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是很复杂和艰巨的。教育还会出现一些问题，希望大众能留一个余地，让教育去逐步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