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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论坛 | 聚焦中国“芯”, 大咖们说:急需“老师傅”!

时间:2019-07-04 来源: 点击次数:131

芯片是“中国智造”的灵魂。大到电脑、电视、冰箱、空调,小到手机、AR、智能手表,都离不开芯片。中国每年进口3000亿美元芯片,是第一大宗进口物资。长久以来,中国芯片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创新能力和产业化程度在全球产业发展中均处于追赶地位,致使中国在相关科技领域的发展掣肘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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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分享的是6月29日2019年未来论坛·南京峰会上的科技创新对话,在这场对话中诸位重量级嘉宾以芯片为出发点,讨论了中国应当如何发力芯片产业以达成技术突围的目标?如何协作与连接,如何面对芯片产业人才缺口?想看精彩讨论内容请查看本期分享内容。



主持人

熊伟铭,华创资本合伙人,未来论坛青年理事

对话嘉宾

包云岗,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先进计算机系统研究中心主任,未来论坛青年理事轮值主席

姜鑫,米乐为微电子科技创始人、总经理

孔晓骅,诺领科技CEO

李阳,慧智微电子创始人兼CEO

王靖明,思澈科技创始人兼CEO

钟浩,ScaleFlux创始人兼CEO

以下是【科技创新对话1:新思维直面“芯”问题】全程记录:


主持人熊伟铭:之前已经有几位嘉宾给我们做了很多的演讲,也做了很多的科普,我们就可以直接跳到讨论的环节,但在这之前,因为除了刚才三位演讲嘉宾之外还有三位嘉宾没有介绍,所以包云岗、姜鑫总、王靖明总也做一个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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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伟铭


包云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包云岗,我的研究方向在计算机体系结构,其实是在做芯片架构对于芯片内部比如说是如何让芯片性能更快、功耗更低包括如何让它更安全,这其实是在芯片做设计、架构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本身中科院计算所一直是属于芯片领域的重镇,像龙芯、寒武纪、海光都是计算所孵化的企业,或是计算所的团队去做的。我们的团队从过去2015、2016年开始一直专注在基于开源芯片来做一些前沿的研究,我们从去年成立了联盟想进一步推动开源芯片的发展。

   

王靖明:大家好,我叫王靖明,我来自于思澈科技,其实我的背景和孔晓骅是同学,2014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加入到紫光集团,离开的时候我是紫光展锐的COO,在紫光的时候负责产品规划和研发工作,现在尝试做有特色的小创新产品,谢谢。

   

姜鑫:大家好,我叫姜鑫,我算是南京的本土企业,我是2012年从美国回来创立米乐公司,我们现在是在通讯包括特殊安防领域的应用,欢迎大家有机会到南京江宁的无线谷参观指导,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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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熊伟铭:感谢,刚才几位的演讲让我感受到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可以把它理解成已知的市场的新机会,比如刚才李阳说的射频前端的工作,包括钟浩说的把内存和计算结合在一起,当然在之前的架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新东西,架构在变化,功能在变化。还有可能是新世界,比如孔晓骅说的中国移动支付相对美国是260倍,IOT三分之一是发生在中国,这些可能是中国跑在前面的机会。大家怎么看待这两种路径的创业的效应?比如在国内因为在前几年也在说国产替代,之前还和姜鑫讨论国产替代直接替代主流产品可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可能在延伸的市场比如长尾市场或者是下一代市场,通过变工艺、换材料、换供应链的方式我们完全出新打造新的供应链。那在新的领域里,比如在物联网的领域,全都是新的,我个人的体会物联网从来没有人去讨论7纳米、5纳米的事,大家不追求最新的工艺,反而是很多应用层面的挑战和适用性。在这两条路径上,大家怎么看创业的效率或者是哪条路能最快跑出来?如果从半导体创业的角度来讲。我先请王靖明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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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靖明

王靖明:接着孔晓骅的介绍,他刚才说250倍我举手了,我认为确实是这样的比例。我个人的看法认为这两条路都有可能性,其实低成本的替代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任何一个领域里,先入为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某些传统领域比如手机领域,只有海思真正通过系统集成商的优势打开局面,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半导体公司比如说我们所在的紫光展位做起来是非常辛苦,如果作为独立的半导体公司很可能是低成本替代,但是作为系统集成商有不同的思路。但是作为物联网我完全同意孔晓骅提到的,物联网的未来首先应该是在中国,而且这个比例我觉得很可能更高,超过三分之二都在中国,因为中国有大量的人口,要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新涌现的机会值得我们去探索。所以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大机会,我觉得求新的策略在物联网领域应该是适用的,而且物联网领域还有一个特点从来不需要7纳米、10纳米,我们可以在中国本地就解决所有的供应链问题,所以这是在中国市场里一个巨大的优势。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应用层出不穷,而且中国有无数的开发商,市场牵引我们的研发,在中国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优势,因为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以前在美国和中国的时候看到的机会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方面对于中国的芯片设计也好还是IDM也好都是一个重大的机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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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熊伟铭:谢谢,因为姜鑫做的比较早,国内客户对于国产有倾向性,在您这个领域里面,我不知道该把您纳入到旧市场的延伸里面还是新市场?您怎么看您自己的方向?

   

姜鑫:我们初创的时候其实想的也是新市场,只是因为做高频段,比如毫米波大家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应用,可能做科研或者是学校的论文。新应用在哪里?我们一直也在探索,比如我们做过车载,但是就会发现大厂其实已经把主要的车厂渠道,ABCD四家都已经占领了。所以我特别同意王总说的,做低成本的国产化替代其实是无奈之举或者是为了争取一些IDM的机会,比如说奇瑞愿意做的一些国产化的尝试,需要更便宜而且还更好,是非常辛苦的一敢事情,而且从产业价值不一定很大,美国厂家在垄断的状况下可以进一步降价,他甚至有自己的供应链,有自己的供应商,可以达到毛利低于10%来PK你。我们是看高频段,高频段我认为是北京五环外的新土地,如果有新机会出来结合中国的新应用是非常有机会的,结合物联网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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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熊伟铭、包云岗、王靖明


主持人熊伟铭所以无论是新秩序还是旧秩序大家都在求新,只有求新才可能变,变了才可能国内有机会,包云岗是这里面唯一做学术的,而且现在在做RISC-V,美国也很新,创业公司SiFive也刚刚融了第一笔钱,还不能成为一个最主导的架构,那么在这个新上怎么来看这样的机会?

   

包云岗:我想实际上在“新”可以在多方面来体现,从而让一个技术或者是让一个企业可以有竞争力。像RISC-V能够形成全球关注的机会,从技术来看并不是一开始技术上就非常先进,一种技术授权的新模式。我们以前对于芯片只有像英特尔那样自己拥有指令集,自己卖芯片或者像ARM那样自己拥有指令集,自己设计芯片,但是它可以给别人授权,就这两种模式。但是RISC-V对比了开源软件,因为开源软件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就是我制定这种开放的标准,制定这个标准以后你可以有开源的实现也可以有windows的商业版的实现,所以带来更多的机会。其伯克利看到芯片领域的空白,所以他能实际上找到这样的切入点提出一种新的技术的授权模式。RISC-V走了一种完全开放的模式,这个指令集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的,所以这个其实填补了一个空白。正是因为这点开放性,使得它抓住了很多人的需求。所以有很多人基于它做研究,变成一个创新的平台,这种模式其实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其他的新的模式来牵引关于技术包括在IOT领域的广泛应用,甚至现在有人开始关注,像欧洲用它做超级计算机等等,就会有一系列的更多的应用场景。这是我自己对RISC-V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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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熊伟铭:现在在新的环境下,怎么看待包括像RISC-V的机会,我们超车的点除了我们求新、求变之外,在这个时代我们能赶上吗?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讲可能十年前我们讨论13纳米的时候,好像中美是差这么多,但是现在当我们讨论5纳米的时候现在中美差这么多,我们越跑差越多,我不知道这种形式跑得出来吗?万家争鸣最后能够出来几家?大家是怎么看我们现在处在半导体的竞争大环境?

   

王靖明:关于RISC-V,我在紫光展锐的时候,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就开始了RISC-V的研发工作,所以在紫光展锐已经有大批量的出货,所以RISC-V在我看来是有机会,但是它的机会取决于它的出发点,RISC-V有两种可能性的机会:第一是在没有生态系统依赖性,比如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有深度嵌入式,某一个芯片里面若干个处理器,深度嵌入在里面只有原厂才需要接触的处理器,它可能有RISC-V,它和ARM不一样的特点是它可以定制化,ARM都是标准化,就像买衣服都是成品,RISC-V是半成品,有可能做出特色化、差异化的应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在存储,刚才说到存储计算,这就是一个可能性的地方,比如说WD他们应该已经在做RISC-V控制器的芯片,所以这个角度是有可能。还有一个可能性,不仅仅是纯粹的商业考虑,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在整个的贸易环境下,某些生态的渠道被切断了以后,那就不得已会培养自己的生态,所以这个世界上对于我们中国的大洋对面的国家来说,最好的方式还是沟通,这其实对于他们是有利的,至少这个生态目前不在中国手里,如果这个生态真的有一天被切断的,对于中国的RISC-V生态是很正面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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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晓骅   


孔晓骅:这个问题算是我们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因为我们做的是通用芯片。大家经常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选择ARM成为我们唯一外选的AP?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考虑,选择哪一个路线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芯片的问题,是整个的生态,甚至是系统问题,作为我们选择一个通用芯片并不是因为它的芯片成本,其实主要是我们在整个生态里面共同成体。我们要考虑大家作为开发商或者是OEM他用我们的芯片去找RISC-V还是ARM的开发成本,可能刚刚开始圈在这个跑道里面,本身我们看到不是跑道最顶层的部分,甚至整个跑道的生态系统会慢慢成长起来,这个时候RISC-V反而提供一个生态成长的空间。但其实我们在专用领域也会做产品,所以也有RISC-V的使用。

   

主持人熊伟铭:现在大家都在说生态,互联网行业我们不说这个词,或者是互联网里面搞定腾讯和阿里巴巴可能就完了,刚才张总分享一个图可能最早从美国回到中国,几个反复之后最后到中国,大家不停在全球协作,协作的几十年的时间。在今天政策割裂的贸易环境下,除了像RISC-V新的技术平台可能有机会,怎么来平衡全球的生态,我们需要也有自主可控的路径吗?

   

李阳:刚才伟铭总问的三个问题都有关联:第一个是我们要做新领域还是在做现有市场;第二个是是否要集中在RISC-V代表的新的生态;第三个讲的是中美对抗的情况下是不是对产业有加持,是否有芯片发展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是作为企业如何能赢。为了赢,要如何选择?


市场确实是有全新的市场,全新的市场往往规模不大,从发展到形成完整的生态到达到相当规模的时间很不确定,这是它的风。而它的好处是你的竞争对手少,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另一类是现有市场,现有市场生态很成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你有规划好自己的比较优势,做出产品你就可以预测得到什么,当然这个得到一般会伴随着付出,比如毛利不高等等。如果从市场寻找上讲,我们希望找到这样的好市场,这个市场首先现在就生态完整,而且正好它在发生一些变化,有新机会。比如刚才讲到内存的市场,这是半导体行业的第一大市场,正好是发生比较大的变化,由于大数据的推动。这种情况面向这个市场,市场规模不用担心,而新变化可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射频芯片也类似,本身是个大市场,现在又有5G的机会,这样的市场你有可以释放的势能从一个变为两个。当然,市场可能很好,但还是要回答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是你”?你还是要有明确的比较优势,你和这个机会是匹配的,而且要做好客服不同困难的准备。公司的发展路径看起来有几种组合:一种是先难后易,做突破性的技术客户客户准入,而后扩展开来,另一种是先易后难,先做替代,而后逐步升级,一直路都走的很容易很少见,一直路都走的很难说明可能选错路了。最终还是看市场的真实情况和自身能力的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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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


对于中美关系,我感觉。半导体的发展一直都在全球市场框架下,现在讲世界出现两种供应链体系,我不是很确认这会发生。我认为中美关系的问题引发的供应链安全顾虑短期内对国内芯片企业是加持的,会有利于进入系统厂商,但最终还是第二位的因素,第一位的因素还是回答“为什么是你”,你创造的价值在哪里?回到刚才RISC-V的讨论,中美关系对建立RISC-V的生态是有加持作用,但最终还要形成比较优势。对市场和技术方向的策略选择会在开始时建立高的势能,但最终还是要创造真实价值,能够坚持到最后来分享成功的盛宴。   


钟浩:我想从两个方面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关于自主可控也好或者是企业选择什么样的策略和产品方向。首先从企业的层面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结合自己的团队,自己的公司的状况,首先就是产品定位,如果这个产品的定位是全球的市场,而不是一个local的市场,那肯定要选择有技术创新和竞争力的产品方向,这个团队如果一直在每次迭代最前沿的话,那无疑这是公司最大的价值,如果公司针对目标市场更多的是后面的长尾市场,那这里面有一些真空就是给大家低成本替代做一些原始的积累,然后在生存上求更多的突破,我觉得这对企业来说是没有固定的模式,主要是根据自身团队的特点选择自己能做什么事情,这个很重要。


在国家来说我对自主可控稍微有点不同的看法,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我们观察其他的国家,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其实我很少听说他们说自主可控,关键是如何选择合适自己这个市场的事情,中国有句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我们在某一方面的需求比其他地方大的话,我们更贴近市场,更贴近客户,毫无疑问我们会有这方面的优势。华为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在通讯设备上,他在5G上有这些积累,当然他的芯片做出来就会很有竞争力,从韩国的厂商来说他们当时集中精力觉得有了初步的积累之后然后加大投入,把内存、闪存的这些产业做起来,这样的话他并不需要谋求整个国家有完整的半导体的生态,只要把自己最强的地方发挥出来,我把它做好了,做便宜了你不买都不行,看看欧洲、美国这些国家大量地采购三星的内存和闪存。同样,华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真的把那些设备做得便宜又好用,客户不买都不行。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地考量产品、什么行业是我们最有机会的,然后把这个东西做好,而不是把所有东西都重做一遍,我觉得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资源是严重严重地浪费,应该抓住自己的长项作出自己的特点,参与到整个国际的产业链中去,而不是片面地说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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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熊伟铭:大家都在表述这个观点,还是要看自身,还是要看自己的能力和团队本身以及所在的市场如何选择,其他外部环境无论是最近的贸易的影响还是国家的支持无非是助力和阻力,是看你如何平衡这个力量。很多时候可能90%,95%要看市场本身的机会在哪里适合我们创业公司的存在。


这个阶段除了5位一直在国内,几位都是从国外回来的,甚至像孔晓骅、还有钟浩每两个月可能跑一次或者一个月跑一次,你们都算是中美之间的人才,在人才的问题上我们之前一直在讨论,中国的半导体人才到底从哪里来呢?或者自己的核心团队里面有多大的比例是从美国原来的团队带过来的?可能钟浩多一些,但是原来可能是搬到国内的,后续寻找人才的时候都从哪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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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鑫


姜鑫:我们当时选择南京有两个点,第一个是我的母校在这边,第二个是高校的资源。毕竟原来的老同事在美国安家了,要过来挺难的。但另一方面我们这种模拟电路很多是靠经验。所以说,既然我们在新领域打算做长线布局,第一天团队就是自己培养,所以我们现在的骨干基本上都是从学校一毕业我们招进来然后慢慢带,有时候我对同事开玩笑我说我们公司是学校一样的。我的感觉中国确实有大量的工程师的苗子,他们没有太好的机会去练手,本身也算是学校孵化出来的企业,所以和学校关系也不强,所以经常和学校加强互动,加强实习的机会,然后培养人,这是我们的主力人才。同时在关键时间点马上要上一些项目,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也需要高端资深专家。现在其实欧洲是一个性价比比较不错的地方,我们看了芬兰、瑞典,通过合作找的合适的人,如果在欧洲不愿意回国的话就让他在欧洲落户,这是我们现在的两个思路,一个是借外面的力,另外一个是自己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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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孔晓骅、李阳、姜鑫、钟浩

李阳:刚才讲到比较优势,作为一个从海外回来团队建立的创业公司有两个优势,对中国公司你有有经验的资深人才,对海外公司,你有中国市场。资深人才是比较优势。大多创业公司最早的合伙人往往是核心的技术骨干,后面是把一些行业新人逐渐带起来。我们公司发展到今天,遇到一个瓶颈是,在公司开始快速扩张时,你发现成熟工程师是不足的,可能找3-5年经验的人才市场供给较为充裕,但能够独档一面的资深人员不多,所以我们想在海外设一些点,获得这些人才。国家的策略是有技术的领军人才回来,然后把整个的环境带起来,培养一系列人才,确实事情在按这个方向发展,但这个速度和我们产业发展的速度并没有很好的匹配,所以最终还是需要全球人才的融入,刚才讲到国内建那么多公司和Fab。我觉得适度泡沫是好事,因为泡沫过后不仅会留下好企业,还会留下人才。

  

孔晓骅:我很认同这件事情,即使我们说海思,如果我们讲海思的团队有很多其实是从海外回来的。但是海思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用他在海外的各种研究院,各种人才,来一步一步把这个芯片一直推到高端,一直推到第一梯队。我觉得本身和他的人才的梯队和人才使用很有关系,其实芯片永远是全球化的,人才部分其实也应该是全球化的。可能会在国际情况下会有一些波折,但是这个方向不应该变。另外我们说到国际化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想到中国和太平洋的另外一边,但是全球还有很多的地方,欧洲甚至我们的邻居印度。另外一个就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产业本身特别像半导体这样的产业周期长,人才培养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感觉中国的工程师是美国的两倍多,从个体本身来讲我觉得能力都不差,但是是缺乏在一个环境下长期的机会,这是第一。第二个部分我提个意见,我们也是在这个教育体制内,我们比较着重于技术,但是最终半导体行业本身工程化部分我们是很欠缺的,当时在高通的时候和全球各个团队都打交道过,我对于以色列的团队非常非常深刻,有的个体工程师,本身可能素质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在做工程化方面70-80%是在那儿,我觉得这在中国是比较欠缺的,这个阶段诺领的团队经常每个人在这一年八个月培养团队这件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希望能够做到一些贡献,不仅仅停留在诺领。

   

王靖明:我在中国快五年了,从我的经历,我们说技术需要老师傅,中国最欠缺的是这个大环境相对浮躁以至于小师傅们就已经很急躁了,我已经遇到过很多次,有人要离职的时候或者寻找新机会的时候就跟我谈,我说你到底急什么呢?他说我已经30了。我自己还没有这个焦虑感,甚至我还可以写几行代码,几乎没有一个离职的人不会和我谈这个,这是我们遇到的问题。我不认为中国的人才和美国的人才在能力上面有什么差别,但是中国的人才在长期的积累上有差距,所以在公司你很难见到50岁的人在写代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在美国都是常见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是我们有欠缺的地方。另外从公司的管理层来讲你需要解决的是员工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一致性的问题,在我看来华为的巨大成功最核心的来自于这个,他能够把员工的利益和公司的长期利益很好地绑定在一起,这时候人的动能发挥出来我们所说的独创性就会充分释放,世界上哪一个竞争对手这都不用担心的问题,因为竞争对手同样存在员工积极性的问题。而就在中国不管是企业自身也好还是企业外在的资本、监管、上市的要求,甚至于公司法,如果能够把企业的利益和员工的长期利益完全对齐就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你永远不能只靠情怀来说服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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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云岗


主持人熊伟铭:讲讲国内的人才体系,中科院计算所怎么做的?


包云岗:可能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用户,我们学生一般输出以后都是要往企业,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国内在芯片或者是半导体领域的培养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加强的,实际上我们自己还做过一些统计,比如在处理器架构设计,最优秀的一些人才。先从学术界来看一些博士毕业以后都会去哪里?最顶尖的博士,比如在体系结构,国际顶级会议上发表过论文的,而且提出过新技术的优秀人才都去哪里了?我们统计了十年,这十年里面的第一作者看他们毕业以后都去那里?我们发现85%留在中国,中国只有4%。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说我们在芯片领域怎么做更多新的技术,包括很多新的创新来自哪里,说实话确实我们有很强的危机感,在人才培养这一块。我们的人本身的素质是不差的,包括工程能力、动手能力,但是有的时候你如何把这个能力结合到市场或者是企业的需求,把他的创新性释放出来,这方面我们相对来说是比较欠缺的,还是需要多方面的力量去努力。现在看起来很大的原因比如说那些学生比如在计算所毕业的博士做得很好,他们毕业以后去哪里?基本上全部去工业界了,很少有人去学校里再去当老师,培养下一代的学生,现在几乎没有,因为本身学校对于青年教师的支持特别是国内的,国外回来的一般学校还是很慷慨,但是反而对于自己国内培养的很不错的博士生他们去学校这方面的支持还是挺弱的,所以一般博士不太愿意去学校从教,比如在芯片架构这个领域,在全国要做好的研究不到十家,相比较AI,可能每个学校都搞人工智能学院,这种对比有时候会有焦虑,也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扭转这样的局面。

   

主持人熊伟铭:像这样的情况是市场能够解决的吗?还是需要其他方面?比如类比一下从2017-2018年在航天领域其实国内有一些政策的变化,2017年的时候国家的发动机是不能卖给民营的航天公司,2018年全面放开,我们看到北航毕业的学生全部是做游戏等等,现在终于看到有航空专业的人在做的,回到刚才说的有没有老师傅?航天体系里面我真见到很多老师傅,他就是国宝级的存在。在半导体领域似乎没有看到这种,要么是外部大市场的环境,当然刚才说先把泡沫弄起来,这儿有钱,请回来,泡沫过去以后希望还有咖啡在底下。另外一种像政府的政策,比如2017,2018年在航天体系里面出现很多大政策,所以人才的流动、培养能够有一些变化。在半导体行业有哪些外力可以借呢?是再出来一百家还是一千家好的创业公司,还是政府能够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使得85%的人中间也许再有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人能够回来,您有什么感受吗?

   

包云岗:我觉得这个问题在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也遇到过,那时候日本非常强,整个半导体的企业和行业都是日本处于领先地位,我看到过一个资料1982年全美2千多所大学里面从事半导体研究的教授+学生不到100个,和我们几乎是处于同样的局面,美国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把它扭转过来了,基本上是几个渠道多管齐下:一个是政府,像DARPA专门成立一个项目叫Mosis就是把芯片设计的门槛降下来,让大学学生能够参与芯片的设计,他们提出MPW的模式,Mosis在过去给大学留了6万多块芯片,培养上万名学生,这是政府层面搭的一个平台。工业界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工业界(名字)看到这个局面号召企业界联合资助,他们成立一个公司叫SRC,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它的作用就是企业把需求和资金投入到SRC里面,SRC把相应的需求和资金投到学校里面,来资助学校的研究,SRC过去以来也是培养上万名的学生,而且大多是博士。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在国内是可以来借鉴的,比如学校的老师他不一定能拿到政府的一些项目经费,有时候并不那么容易,但是来自企业界可以给他资助,也可以让他很好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维持研究团队,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于学生培养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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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浩


钟浩:刚才的建议我觉得非常好,我本人也是SRC的受益者,我当时读博士的时候那些奖学金也是来自于SRC资助的项目,这其实是多方共赢的事。当时SRC有很多的半导体公司参与,给学校扶持做这些科研甚至做一些芯片,这样就能够把学校里面做的研究和工业界的需求很好地结合起来。当时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我选择的方向是Lopc,那里面的纠错非常重要,之前的技术应用好几十年了,我需要有更行更好的技术,当时选Lopc之后,资助以后产生很多很也意思的文章,还有一个是毕业之后直接做了这个研究就可以被商业化,所以当时资助我的那个公司我毕业以后加入他们。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企业、学校甚至得到政府产学研的支持,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方式。

   

王靖明:我的博士论文也是通过MOSIS。是不是应该创造一千家公司甚至两千家,估计今年到下半年可能超过两千家,我的看法是负面的。我觉得中国想打通产学研的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是能够创造一个挣钱能力很强的公司,这样不管是学生能够看到这个行业是有前景的行业也好,还是一个有实力的公司可以开展和高校和研究所的广泛合作也好,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火车头非常重要,一定要能够把钱挣回来,否则的话用学校资助或者是政府资助那都是暂时的。

   

主持人熊伟铭:非常感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谈话刚开始,大家刚刚开始主动地抢话筒,就提示我们得结束了。今天Cover的话题一个是自己公司来讲当然要考虑,但是着重点还是在自身,还是要寻找机会,创新的机会到底在哪里我们才能有立身之本。第二个听起来大家都有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听起来不止是美国一条路,还有很多其他的,欧洲也是一个很好的人才来源,同时也可以把我们的员工或者是同学送出去然后再回来。但是有可能我们的政府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在人才培养,因为它和大学相关,至少985、211国家的财政下来有100亿或者是200亿,这个过程我们如何形成更健康的人才培养体系?能够把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发展就像七八十年代美国半导体发展的那条路径重新走出来,其实我们下午还有一个专门的人才讨论,也希望大家能够再回来听听关于半导体行业的更多专家的意见。所以请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给各位嘉宾,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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